晏詞集中沒有朋友之間的合作，沒有一首是“次韻”之作。這可見晏殊填詞，純為抒寫自己的性情，不是為應酬而作（替歌女寫作不是普通所謂“應酬”）。因為不是敷衍朋友，故有真性情。不象南宋時以詞作為進身之階或交友之贄，沒有把詞當作“敲門磚”，所以有好作品。

　　晏殊詞中也沒有如柳永、張先等人作品中的那種羈旅愁苦，這是由于他一生富貴，仕途坦蕩決定的。

　　《東都事略》說他有文集240卷，《中興書目》作94卷，《文獻通考》載《臨川集》30卷，皆不傳。傳者惟《珠玉詞》3卷。汲古閣并為1卷，為《宋六十名家詞》之首集，計詞131首，清人輯有【晏文獻遺文】收入【宋四人集】中。

年少德高
　　晏殊從小聰明好學，5歲就能創作有“神童”之稱。景德元年（1004年），江南按撫張知白聽說這件事，將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薦。次年，14歲的晏殊和來自各地的數千名考生同時入殿參加考試，晏殊的神色毫不膽攝，用筆很快完成了答卷。受到真宗的嘉賞，賜同進士出身。宰相寇準說道：“晏殊是外地人”皇帝回答道：“張九齡難道不是外地人嗎？”過了兩天，又要進行詩、賦、論的考試，晏殊上奏說道“我曾經做過這些題，請用別的題來測試我。”他的真誠與才華更受到真宗的贊賞，授其秘書省正事，留秘閣讀書深造。他學習勤奮，交友持重，深得直使館陳彭年的器重。三年，召試中書，任太常寺奉禮郎。

宦海沉浮
　　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年）任光祿寺丞，他父親去世，他回到臨川（今江西撫州）服喪，服喪期未了就被召回任職，跟從皇上到太清官祭祀。皇上令他編修寶訓，做了同判太常禮院。不久，母親去世，他請求等服期結束后再任職。皇上沒有允許。又被調任為太常寺丞，被提升為左正言、直史館，做了升王府記室參軍，掌書寫箋。年中時，遷升為戶部員外郎，做了太子舍人，不久又做了知制誥、判集賢院。過了很長時間，做了翰林學士，遷升為左庶子。皇上每次向晏殊詢問事情，都是用方寸小字把所問的內容寫在小紙片上給他。晏殊把自己的建議寫好后，連同那個小紙片都裝在一起呈給皇上，皇上對他的謹慎嚴密很欣賞。乾興元年（1022年），年僅12歲的仁宗繼位，劉太后聽政。宰相丁謂、樞密使曹利用想獨攬大權，朝中眾官議論紛紛，束手無策。晏殊提出“垂簾聽政”的建議，得到大臣們的支持。為此，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、加給事中，后任禮部侍郎知審官院、郊禮儀仗使、遷樞密副使。因反對張耆升任樞密使，違反了劉太后的旨意，加之在玉清宮怒以朝笏撞折侍從的門牙，被御史彈劾。

創辦教育
　　天圣五年（1027年），以刑部侍郎貶知宣州，后改知應天府。在此期間，他極重視書院的發展，大力扶持應天府書院，力邀范仲淹到書院講學，培養了大批人才。該書院（又稱“睢陽書院”）與白鹿洞、石鼓、岳麓合稱宋初四大書院。這是自五代以來，學校屢遭禁廢后，由晏殊開創大辦教育之先河。慶歷三年在宰相任上時，又與樞密副使范仲淹一起，倡導州、縣立學和改革教學內容，官學設教授。自此，京師至郡縣，都設有官學。這就是有名的“慶歷興學”。

扭轉戰局
　　明道元年（1032年），晏殊升任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加尚書左丞。第二年

　　因諫阻太后“服袞冕以謁太廟”，貶知亳州、陳州。五年后召任刑部尚書兼御史中丞，復為三司使。時值李元昊稱帝，建立西夏國，并出兵陜西一帶，而宋將屢屢敗退。晏殊全面分析當時的軍事形勢，從失利中找原因，針對存在的問題，奏請仁宗后，辦了四件加強軍備的大事：撤消內臣監軍，使軍隊統帥有權決定軍中大事；召募、訓練弓箭手，以備作戰之用；清理宮中長期積壓的財物，資助邊關軍餉；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資，充實國庫。由此，宋軍很快平定了西夏的進犯。

晚年生活
　　慶歷二年（1042年），晏殊官拜宰相，以樞密使加平章事。第二年，以檢校太尉刑部尚書同平章事，晉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集賢殿學士，兼樞密使。慶歷四年（1044年），因撰修李宸妃墓志等事，遭孫甫、蔡襄彈劾，貶為工部尚書知穎州，后又以禮部、刑部尚書知陳州、許州。60歲時以戶部尚書、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節度使（今陜西西安）。后調到河南府，官銜被轉到兵部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六月，晏殊因病請求回京城醫治，待病好以后，再出京任職，仁宗特意把他留下來，讓他為自己講經釋義，讓他五天到自己這里來一次，按宰相的規格對待他。過了一年，晏殊的病情加重了，仁宗想前去看他。晏殊知道后就立刻派人捎信給仁宗，信中說：“我老了又重病在身，不能做事了，不值得被陛下您擔心了。”不久即于至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（1055年2月27日）去世。仁宗雖然親自前去哀悼，但仍因沒能在他臥病時來看望他感到遺憾，特地二天沒有上朝。贈給晏殊司空（三公之一）兼侍中（官名，門下省長官）的官爵，賜謚號為“元獻”，在碑文的首款篆寫了“舊學之碑”四個字。晏殊雖多年身居要位，卻平易近人。他唯賢是舉，范仲淹、孔道輔、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門下；韓琦、富弼、歐陽修等皆經他栽培、薦引，都得到重用。韓琦連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宰相；富弼身為晏殊女婿，但殊舉賢不避親，晏殊為宰相時，富弼為樞密副使，后官拜宰相。

　　《珠玉詞》中沒有長調慢詞，全是小令。由此也可知：一方面當時慢詞尚未流行，晏殊篤守《花間》的成規；同時可見晏殊這些詞大都是在酒席或壽筵上臨時即景之作，不是仔細用心推敲出來的。其次，晏詞集中沒有朋友之間的和作。

　　晏殊詞中也沒有游山玩水或羈旅愁苦如柳永、張先諸人的作品，這是由于他一生富貴，自然無愁苦之詞,但他也并非全無悲戚，不過他所悲所戚的是人生中共有的“無可奈何”的共悲，而非個人為某事的小悲小痛，又因為他一生歷任各級大官，縱有兒女之情也不能象柳永、秦觀那樣表達出來，所以他詞中又似乎有一種潛伏的風情，不能傾瀉出來，只能在一定范圍內隱約地表達，適可而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