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

譯文

擊鼓的聲音震響（耳旁），兵將奮勇操練。（人們）留在國內筑漕城，只有我向南方行去。

跟隨孫子仲，平定陳、宋（兩國）。不允許我回家，（使我）憂心忡忡。

于是人在哪里？于是馬跑失在哪里？到哪里去尋找它？在山間林下。

生死聚散，我曾經對你說（過）。拉著你的手，和你一起老去。

唉，太久。讓我無法（與你）相會。唉，太遙遠，讓我的誓言不能履行。

注釋

鏜：鼓聲。其鏜，即“鏜鏜”。明 陳繼儒《大司馬節寰袁公（袁可立）家廟記》：“喤喤考鐘，坎坎擊鼓。”

踴躍：雙聲連綿詞，猶言鼓舞。兵：武器，刀槍之類。

土國：在國都服役。漕：地名。

孫子仲：即公孫文仲，字子仲，邶國將領。

平：和也，和二國之好。謂救陳以調和陳宋關系。陳、宋：諸侯國名。

不我以歸：即不以我歸，有家不讓回。

有忡：忡忡。

爰（yuán）：本發聲詞，猶言“于是”。喪：喪失，此處言跑失。爰居爰處？爰喪其馬：有不還者，有亡其馬者。

于以：于何。

契闊：聚散。契，合；闊，離。

成說：成言也猶言誓約。

于嗟：即“吁嗟”，猶言今之哎喲。

活：借為“佸”，相會。

洵：遠。

信：一說古伸字，志不得伸。一說誓約有信。

　　關于這首詩的背景有幾種不同的說法。一種是魯隱公四年（公元前719年），衛國公子州吁（前人亦稱“衛州吁”）聯合宋、陳、蔡三國伐鄭。另一種是清代姚際恒認為此實乃《春秋·宣公十二年》“宋師伐陳，衛人救陳”而被晉所伐之事。今人多以為姚說較為合理。

　　這是一篇典型的戰爭詩。詩人以袒露自身與主流意識的背離，宣泄自己對戰爭的抵觸情緒。作品在對人類戰爭本相的透視中，呼喚的是對個體生命具體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細節幸福的獲得。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真實而樸素的歌唱，是對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關懷的闡釋，是先民們為后世的文學作品樹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標。

　　《毛詩序》云：“《擊鼓》，怨州吁也。”鄭箋以《左傳·隱公四年》州吁伐鄭之事實之。姚際恒《詩經通論》以為“與經不合者六”，此實乃《春秋·宣公十二年》“宋師伐陳，衛人救陳”之事，在衛穆公時。今以為姚說較《毛序》為合理，姑從姚氏。

　　第一章總言衛人救陳，平陳宋之難，敘衛人之怨。結云“我獨南行”者，詩本以抒寫個人憤懣為主，這是全詩的線索。詩的第三句言“土國城漕”者，《鄘風·定之方中》毛詩序云：“衛為狄所滅，東徙渡河，野居漕邑，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。文公徙居楚丘，始建城市而營宮室。”文公營楚丘，這就是詩所謂“土國”，到了穆公，又為漕邑筑城，故詩又曰“城漕”。“土國城漕”雖然也是勞役，猶在國境以內，南行救陳，其艱苦就更甚了。

　　第二章“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”，承“我獨南行”為說。假使南行不久即返，猶之可也。詩之末兩句云“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”，敘事更向前推進，如芭蕉剝心，使人酸鼻。

　　第三章寫安家失馬，似乎是題外插曲，其實文心最細。《莊子》說：“猶系馬而馳也。”好馬是不受羈束、愛馳騁的；征人是不愿久役、想歸家的。這個細節，真寫得映帶人情。毛傳解釋一二句為：“有不還者，有亡其馬者。”把“爰”解釋為“或”，作為代詞，則兩句通敘營中他人。其實全詩皆抒詩人一己之情，所以四、五兩章文情哀苦，更為動人。

　　第四章“死生契闊”，毛傳以“契闊”為“勤苦”是錯誤的。黃生《義府》以為“契，合也；闊，離也；與死生對言”是正確的。至于如何解釋全章詩義。四句為了把葉韻變成從AABB式，次序有顛倒，前人卻未嘗言及。今按此章的原意，次序應該是：

　　執子之手，與子成說；死生契闊，與子偕老。

　　這樣詩的韻腳，就成為ABBA式了。本來“死生契闊，與子偕老”，是“成說”的內容，是分手時的信誓。詩為了以“闊”與“說”葉韻，“手”與“老”葉韻，韻腳更為緊湊，詩情更為激烈，所以作者把語句改為這一次序。

　　第五章“于嗟闊兮”的“闊”，就是上章“契闊”的“闊”。“不我活兮”的“活”，應該是上章“契闊”的“契”。所以“活”是“佸”的假借，“佸，會也。”“于嗟洵兮”的“洵”，應該是“遠”的假借，所以指的是“契闊”的“闊”。“不我信兮”的“信”，應該是“信誓旦旦”的“信誓”，承上章“成說”而言的。兩章互相緊扣，一絲不漏。

　　“怨”是《擊鼓》一詩的總體格調與思想傾向。從正面言，詩人怨戰爭的降臨，怨征役無歸期，怨戰爭中與己息息相關的點滴幸福的缺失，甚至整個生命的丟失。從反面言，詩作在個體心理，行為與集體要求的不斷背離中，在個體生命存在與國家戰事的不斷抗衡中，在小我的真實幸福對戰爭的殘酷的不斷顛覆中，流顯出一份從心底而來的厭戰情緒。這一腔激烈的厭戰之言，要爭取的是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尊重，是生活細節中的切實幸福。